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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专家谢桃坊:宋词可传达中华民族情感的某种历史
来源:华西都市报 | 张杰 徐语杨  2021年09月14日07:54
关键词:宋词

谢桃坊在书房

《中国市民文学史》

46岁进入四川省社科院从事专业研究,谢桃坊的学术职业生涯起步,可以说是有点晚了。但凭着多年读书自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很快就适应了学术环境,表现出强劲的科研实力。

致力于词学研究并乐在其中

1980年代初,当时国内的词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多领域还是空白。谢桃坊的第一篇词学论文《宋代民间词论略》在《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迅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1983年,他又相继发表了《略谈梦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宋代歌伎考略》《试论宋末婉约词的爱国主义思想》《张炎词论略》四篇论文,在词学界产生了颇大影响,得到词学大家唐圭璋和施蛰存的赞赏。

谢桃坊很重视对词谱的研究。他认为,自清初以来,学术界有关词体的起源、声诗与词的区别、词调的分类、词体的定格与词调的标准,种种问题引起的争议,皆出于缺乏高度学术规范的词谱所致。为此他先后发表了《词谱检论》《唐宋词调考实》《〈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等文章,对历代词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为指导年轻人填词,他还出版过《唐宋词谱粹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撰写55万字《唐宋词谱校正》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重新对唐宋词谱增补、考订和辨析,整理出一部具有当代学术水平的词谱,力图为词学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谱系。

《宋词概论》(1992年初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词学史》(1993年初版,巴蜀书社)两部专著,是谢桃坊重要的词学研究成果。在《宋词概论》中,谢桃坊详细论述了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名家词作。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他打破那种面面俱到、陈陈相因概述式的论述,力求突出每个词人艺术上的主要成就以及词史上的主要贡献,从而提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充分表现出求实务真、求变创新的学术个性。

在《中国词学史》中,谢桃坊对词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词论、词评、词律、词乐、词家研究、词籍整理和词史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这也是谢桃坊自认为最成功的一部著作。

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提到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如果是完整的,就可以从中看到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情感历史。谢桃坊多年致力于词学研究,乐在其中,“从中可以看到宋人的情感历史,以至于中华民族情感的某种历史。”

从研究柳永出发写出国内首部市民文学史

顺着宋词的研究,谢桃坊还发掘出一个与宋词相关的新研究领域——中国市民文学。1985年春天,在研究柳永这位北宋著名词人时,他直觉地注意到柳永与北宋新兴市民思潮的关系。尤其是柳永被普遍认为“接受了都市市民思潮的影响,因科举落第而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生活,只得加入了都市民间通俗文艺的队伍,为下层民众写作”。

这给了谢桃坊灵感,“中国市民文学”这个概念,非常值得深入探究一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俗文学勃兴,文学大众化趋势明显。那么,当下的通俗文学与历史上的市民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能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某些规律并进而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吗?

于是,谢桃坊一头扎进市民文学相关资料素材的搜集工作中。研究市民文学,并不容易。宋以来流行于都市的各种通俗文学,包括话本、歌词、诸宫调、戏文、杂剧、散曲、传奇、花部、时调小曲、花鼓词、弹词、子弟书、拟话本,以及历史演义小说、艳情小说、青楼小说、武侠小说等等。若要对其中每一种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皆非易事。这样,每一个问题都得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凭着兴趣和勤奋,最终,谢桃坊完成了《中国市民文学史》,199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作为国内第一部市民文学研究专著,该书首次对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所注意的话本、讲唱文学、戏文和小说等与市民密切相关的文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至今依然旺盛。之后,2003年、2021年两次修订再版。

专与精辩证法使学术生命常青

从1981年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谢桃坊专业从事古典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致力于词学研究,已有40余年,他也成为当下学术界公认的词学研究专家。但是词学并不是他唯一关心的领域。凭借雄厚的学术功底及浓厚的学术兴趣,他在国学研究、苏轼研究、敦煌学、客家学等领域,也均有不俗成绩。比如他写的《苏轼诗研究》作为巴蜀书社《宋代文学研究丛书》第一种推出,主要探讨苏轼诗的艺术成就。他还曾到成都东山地区进行多年的田野调查,撰写并出版了《成都东山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两部客家学专著,发表了10多篇客家学研究的学术论文。

谢桃坊退休多年,依然思维活跃,笔耕不辍。他将之归功于自己进行了合理的学术研究转换,“长久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犹如开发矿产一样终有尽时,或专业研究告一段落时,必然由疲劳与过于熟悉而缺乏新鲜的感觉,导致失去灵感和想象,难以发现新的学术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江郎才尽的现象。这个时候,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兴趣,在牢固的专业基础上略使研究园地扩大,向邻近的领域转移,就可以保持新的感受与产生新的创造力,也就可能出现新的成果。”

在谢桃坊看来,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个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既要有专精的研究领域,又要有广博的知识体系,“大学者不同于大专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学者比较广博,可以跨几个学科。但我们现代所生存的文化条件有新的特点,已很难再出现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大家。像胡适、王国维还有梁启超这样的大家,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因为学术的发展越来越细密,越来越深入,出专家的可能多。”

写通俗文章比写论文还要用功

读谢桃坊的著述,能感受到,他的行文有缜密的文法和清晰完整而复杂的长句,典雅明净、平实准确。即便是长篇论文,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吃力,反而引人入胜娓娓道来,仿佛与人促膝谈心。这是很多学者都做不到的。

谢桃坊写的《诗词格律教程》,销量极好。出版社透露,有电商平台每天能卖出去80本,卖得最多时一天110本,他们不断地印。这跟他写作的风格有很大关系。

谢桃坊很清楚,自己从事学术写作,最终面对的还是读者,“我的读者,基本上定位是大学生,同时要做到高中生可以看。这就要写得通俗流畅,要讲究文笔,市场上有销路,同时必须有学术价值。”

他在通俗杂志《古典文学知识》上发过40多篇文章。通俗文章并不好写。谢桃坊说,他写通俗文章比写论文还要用功,多加锤炼,力求流畅、有趣,“好多年轻人就是读我写的通俗文章,从而喜欢上我的专门著作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路径,谢桃坊总结为:“从事实探学理,以明辨求真知。”研究学术问题应该是以事实做基础,事实否定不了,从事实推导出的结论就能站得住。切忌发挥空洞的理论。

谢桃坊有手机,但基本上打不通。因为他只在自己需要跟人联系的时候才开机,联系完马上就关机。

他现在依然用纸笔写作。在谢桃坊的书房里,能看到有一书柜的卡片,分成格子,像中药药材铺一样,每个格子上面贴上“现代词学”“理学”“哲学”“苏诗”“市民文学”等等。卡片上有摘录有索引。这种写作方法看似落后、费事,但谢桃坊认为自有其优长,“它可以使研究的心得充分精细地表达,而且常有命笔快意之感。我所积累的专著和论文的第一手稿基本齐全,也许将来会是稀罕的文物了。”

与智能通讯工具保持距离,但谢桃坊并不害怕信息落后,“我最近跟一个年轻朋友说,我像《廊桥遗梦》里最后的牛仔。但是跟我打交道的年轻朋友,会发现我的观点并不比他们落后。我觉得我的现代性观点可能还在年轻人前面。”

从谢桃坊那里,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提醒:思想性的新锐,与信息的及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对信息落后的恐惧,可能是一种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