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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价值
来源:文艺报 | 阎浩岗  2021年06月09日06:52
关键词:现实主义 红色经典

作为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称谓,“红色经典”原泛指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创作的曾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涉及文学、音乐、戏曲、美术等门类的那批文艺作品。本文所谓“红色经典”,则专指1949至1966年间中国大陆产生的那批政治倾向鲜明、社会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曲波的《林海雪原》。除了上述8部作品,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等小说因以情节取胜,读者众多,与《林海雪原》同属“红色经典”中的“传奇叙事”。此外,欧阳山的《三家巷》、冯德英的《苦菜花》,以及1949年之前初版、之后广泛传播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也被纳入“红色经典”的范畴。

“红色经典”的共同特征是以普通农民、军人或工人的革命斗争生活为题材,主人公多为体现革命理想的英雄或模范人物,体现出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其读者面即社会普及程度远超今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及这种文学接受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与主客观条件。首先,它们出现于特定的年代,文学被赋予演示革命历史、诠释现实政治以教育民众、整合人心、激发革命精神和热情的社会使命。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充满朝气,普通工农兵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使得这类作品的广泛传播具备了社会基础。第三,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革命斗争的实际参加者,他们的写作多以自己的亲历为基础。他们多为中共党员或革命干部,对党要求表达的思想观念心悦诚服并化为自己感受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第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稿费或版税标准较高,作家社会地位很高,青年“想当作家”曾成为某文学杂志讨论的话题,所以许多有一定生活积累和文学素养的人立志写出大部头的成功作品。第五,当时成功的重要作品一出,党媒、作协及各种文学期刊往往集中宣传,戏剧、电影、曲艺和连环画改编随之,成倍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

这些“红色经典”毫无疑问是时代的经典,它们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亚里士多德谈到悲剧的六个艺术成分时,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在现代小说中,故事情节的重要性似乎已经减弱,但正如王蒙所说:“所谓散文化的无故事的小说,多半是用一系列小故事代替通篇的大故事,用没啥戏剧性的故事代替戏剧性强的故事罢了。”好的故事情节是小说吸引读者、使之具有较强可读性的重要因素,因为从远古时期起,人们就喜欢听故事。从另一方面说,某些现代小说故事情节的淡化,也是其可读性降低、一般读者远离它的原因之一。小说毕竟属于大众艺术,首先是供普通读者阅读,而不是首先供专家研究的。当然,有生动的故事情节,未必就能保证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例如,一些侦探小说、武侠小说虽情节离奇曲折、引人入胜,文学史对其评价却并不高。但在人物与环境描写达到相当水准的前提下,情节还是对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具有重要作用的。“红色经典”一般都有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故事。从心理学来讲,故事的吸引力大概源于人的好奇心以及想做“白日梦”以暂时超脱身边现实的需求。好的情节一般要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特点,使读者的期待视野适度受挫。但即使作者再有想象力,情节也容易陷于模式化——或是重复自己,或是雷同于别人。因而才有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于情节模式的归纳。情节如果完全陷于模式,就会使读者兴味索然。当代一些小说在“偶然性”方面做文章,既表达了一种哲学思想,也使得情节显出新意。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其他方面文学性的支持而单凭情节,是难以使作品处于较高水准的。

第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使读者印象深刻而又真实可信的典型性格,是许多小说家创作追求的目标与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淡化性格塑造,并不影响我们以之衡量非现代主义、非后现代主义作品的成败得失。“红色经典”的作者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出发,都很重视人物的塑造。新时期以后,尽管一些学者对其中某些理想化人物的刻画颇多微词,但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红色经典”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就,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般说来,其中“中间人物”、普通群众,乃至个别反面人物的塑造,大多得到肯定。例如,《红旗谱》中的严志和、老驴头、老套子,《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振山,《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那些保留着一定的民间色彩、江湖气、“小资情调”的正面主人公,或有缺点的、成长中的英雄形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好评。例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日》中的石东根。《艳阳天》等作品,如果不是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当年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读者面。《艳阳天》中弯弯绕、马大炮的故事曾经脍炙人口,韩百安形象的审美价值今天仍经得起考验。

第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名言并未过时。这么说不是因他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意味着我同意他关于现实美高于艺术美的观点,而是因为,他紧随“美是生活”的判断而进一步阐述的这句话:“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仍能对我们解释某些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具有启发作用。文艺作品使我们“想起生活”,应当包含“使我们明白生活真谛”之意,但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人神往,无疑也是其具有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浪漫主义作品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现实主义作品则“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浪漫主义作品是否仍能被后世读者接受,取决于作品表现的“应当如此的生活”与读者心目中“应当如此的生活”之间的距离:两者吻合或接近,便被接受,甚至激赏;两者距离过大,甚至性质相反,则被拒绝。“红色经典”的某些篇目或某些篇目的某些部分被如今的读者和批评家肯定,主要由于其“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固然也是体现作品生活气息的元素。笔者以为,生活气息的获得,还由于作品使人如临其境的社会自然环境、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描写。读《红旗谱》,我们能感受到民国年间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冀中平原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习俗,甚至看到锁井镇的街巷,通向大小严村的羊肠小道、千里堤和白洋淀的风光,听到风吹大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响声。《三里湾》《山乡巨变》《三家巷》也以写日常生活或民间风俗见长。《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里非常独特的环境与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描写也是其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作品生活气息的获得,还由于表现了浓郁而真挚的人伦情感。《红旗谱》最感人的,不是反“割头税”运动、二师学潮与高蠡暴动的火爆场面,而是朱老忠的侠肝义胆,他与严志和、朱老明等人的朋友情,与贵他娘的夫妻情,涛他娘与老祥奶奶的婆媳情,江涛与奶奶的祖孙情、与运涛的兄弟情。《青春之歌》最吸引青年读者之处,在于对女主人公处理与三个男性的爱情关系时真实、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这有许多当年观剧者的亲历记述为证。依笔者所见,这主要因为《红灯记》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三代没有血缘关系,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和通常的父爱母爱一样动人。《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老汉关系的片段,尽管由于主题的原因没有充分展开,却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

第四,气势宏伟的史诗风格。《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等小说都体现了这种追求。近年来,个人叙事成为时尚,宏大叙事虽没有得到像当年那样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诗性作品已经被历史淘汰,恰恰相反,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私人化日常生活叙事弥补了宏大叙事的疏漏,但后者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又是前者难以取代的,是其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从后世读者的审美需求来说,它们不可相互取代。

上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使得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那批一度享有崇高声誉的长篇小说相对降温,甚至有一些学者给予它们较低的评价。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从更多的视角对这些“红色经典”进行解读,释放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当时尚属青年学者的李杨仍对“红色经典”表现出高度的研究热情。他将1942至1976年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93年以《抗争宿命之路》为题出版。该书的研究思路,是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历史语境中进行谱系学分析,并从这批作品中发现了“反现代的现代性”。黄子平1996年初版于香港的《革命·历史·小说》从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文化机构、商业运作和阅读群体相互作用角度解释“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化。它在指出这类作品诸多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承认“神奇的超越性”是革命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并以《红旗谱》为例,指出“‘革命历史小说’决非党史教科书的形象翻版,关注的毋宁是人们在彼时彼地的生死命运及能够彪炳后世的道德风貌”,“正因如此而保存了若干自身的价值”。他认为,“革命历史小说”和“以蔑视和嘲讽正典为旨趣的新的作品”究竟谁更能成为留传后世的“正典”,这仍是个问题。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选择从“文学自身”进入历史,意在探讨“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过程。这样,他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文学史地位。但他最后的归结点仍是“历史”。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试图探索一条“摆脱社会环境和时代政治的影响,建立自律性的审美评价标准”之路。其结论是:“十七年”小说“整体应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保留在文学史叙述的长河中”。

总览这些研究专著可以发现,研究者的年龄段、思维方式以及当年最初阅读这批作品的审美感受,对其学术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位1960年代出生的研究者以及1950年代出生的董之林忠于自己的阅读感受,一般是从阅读感受出发进入理性思考,从而评判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洪子诚、黄子平、程光炜等更重视理性分析,始终站在理性、理念或理论的立场剖析文本及文学生产机制。他们有时对“红色经典”中个别作品艺术描写的精彩之处或审美效果的成功之处也有所肯定,但即使这时,仍不忘对之作出理论的定性和定位。

近年来,几位1970年代出生的学者也开始对“红色经典”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接连出版了几本相关专著。文艺理论家的观点也值得参考。童庆炳在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时说:当时出版的长篇小说很多,而只有“三红一创”等作品入选经典,而其他作品没有入选,“这难道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刻意操弄吗?应该看到,‘三红一创’等作品在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上面,确实比后者以及未被提及的许多作品有更多的优点,更具可读性,更符合读者的期待”。

谁都无法否认,“红色经典”曾经对新中国几代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乃至言语方式,它们是中外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类型文学和文化产品,是我们的精神遗产,今天的读者仍能从其中的优秀之作获取丰富的精神养分。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